Lot 656

成交价(人民币)：80,500

年代：2001年

签名：签名:宋惠民 二○○一年

材质：布面 油画

尺寸：80×100 cm. 311/2×393/8 in.

简介

乡土写实与现实焦虑
鲁美艺术家的突围
拍品编号 656-663
在第七届全国美术展览中，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韦尔申、刘仁杰、王岩凭借写实风格的作品大获成功，受到批评界的关注。水中天强调这届写实获奖作品其实更加接近象征主义或超现实主义，“少女和男孩的形象以及山地、旷野、寂静的居室都不是某种类型或观念的代表，而只是构成一种心境，一种气氛的联想。作品造成的内心萌动超出了……这些特定形象在通常条件下所蕴含的感情。这种抒情的气氛不是鲜明显露和强烈的，它具有恍惚、隐约、迷离的性质。”
中国的美术发展，长久以来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体，但“文革”期间流行的一批粉饰现实的作品，令写实艺术饱受诟病和偏见。“文革”后，一批从农村知青身份走进学院的青年艺术家，担起了继续探索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王岩与韦尔申都是恢复高考后鲁美的第一届艺术生，1984年进入鲁美攻读研究生的刘仁杰更是早在知青时代就与王岩在学习班结识。三人在鲁美期间，都曾受教于宋惠民，在老主任的慧眼识才下，达成艺术家与教师的二重身份。王岩回忆早期的创作:“我最早是由知青考入鲁美的，对农村太熟悉了，也很有感情……那时我比较喜欢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那种自然、真实、纯朴、唯美的绘画风格。”对民族和乡土主题的回溯，赋予了写实绘画新的生命。
韦尔申在80、90年代进行了“蒙古时期”的尝试，除了在创作技法上进行革新，他还将题材集中于蒙古牧民，人物形象明显趋向于样式主义，带有宗教般的崇高感。那些寂静无人的山村晨景，肃穆伫立的祖孙，在旷野等待的蒙古孩童，以凝固、静止、厚实、庄重的造型表达出了一种永恒性。他说“我尝试着去场景化、去情节化、去风情化的绘画语言，甚至有意将一些富有民族个性的东西去掉，对人物或场景进行线条化、抽象化、平面化、简约化、象征化的处理，以期寻找某种样式或图式，就会呈现出一种永恒的崇高境界，一种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所推崇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艺术风格。”
理想主义情绪空前高昂的80年代戛然而止，极度商业化的90年代到来了，人文热情消退了，新的时代冷漠、势利。在乡土中孕育的躁动终于集体出走，风景和乡人在混凝土和都市的喧嚣尘上中宛如孤岛。此时，“写实的面孔”和“现实性”，并非可以简单地与写实主义者画上等号，王岩认为:“我无法通过抽象的视觉符号空泛地披露我的内心，我需要寻找某种具体的和形象的东西来建立画面的视觉基础……使绘画的精神和涌动于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在‘现实形象’的升华中自然地流淌出来。”在1990年创作的《少女》（拍品编号658）和1991年创作的《桥头》（拍品编号662）中，捧着脸的少女、无人的风景，诗化的浪漫与淡淡的怅然同时弥漫在画面中。
深厚的造型功力是拯救艺术本体的钥匙，而绘画语言才是打动人心的出路。东北乡土题材绘画给刘仁杰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文学性、象征性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始终贯穿在刘仁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捉鱼》（拍品编号657）在构图上以乱石围绕溪水，进而使画面视线集中在圆脸女孩身上，画家敏锐地捕捉了小女孩一瞬间的表情，儿童孤单的玩耍，却不见笑容，这使画面脱离了具体生活意义的指向性，从而具有了某种时代性的心理隐喻效果。并置同一时期创作的《宁静》（拍品编号661）进行联想，两组乡村图景不再传达悠然宁静的情绪，而是充满失落，呈现出画家本人对于变迁的社会观念的重新思考和判断。
80年代的痛苦与反思随着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化逐渐哑然，新的迷思浮现，画家从个体经验的抒情走向了集体思考，一个创作奔涌的黄金年代的躁动，持续延伸于对现实主义的反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