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秋季拍卖会 中国书画(一)

2023年12月12日 上午9时30分
北京昆仑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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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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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石鼓文》卷

手卷 水墨纸本

宣统二年(1910)作

估价(人民币):1,000,000-1,200,000

成交价(人民币):2,645,000

题签:(陈子和题)吴仓石《石鼓文》卷。陈子和署签。
本幅:(文略)
后跋:1.宣统二年十二月,为夔盦主人临阮文达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阁北宋本《石鼓文》,原本残处阙如,正讹为幸。吴俊卿。
2.吴侃叔明经谓:“临《石鼓》以腕力为主,以虚劲为辅,无力不能运笔,无虚难合其神。力本天资,虚由学识,未可任意妄为也。”俊卿于金石文字未能融会在心,今老矣,腕力亦无,书此只形庸俗耳。夔盦先生不以为可笑,乞摘谬而教之。越三日又书,俊卿。
钤印:俊卿大利、昌硕、俊卿、吴俊之印
收藏印:夔盦眼福

尺寸:29×571.6 cm. 约14.9平尺

简介

上款“夔盦主人”即贡桑诺尔布(1872-1931),字乐亭,号夔盦,蒙古族,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后裔,1898年,贡桑诺尔布世袭爵位,成为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第十四代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亲王品级),兼卓索图盟盟长,被称为“贡王”。
贡桑诺尔布在清末满蒙上层人士中极具声望,入民国后,曾任蒙藏事务局总裁。虽为蒙古亲王,但他通晓满、汉、藏等各种语言,兼工诗词,擅书法,雅好收藏,活跃于艺文界。闲居时曾赴上海、杭州,访吴昌硕、李瑞清、曾熙等著名书画家,相与谈论艺事。
1910年秋,吴昌硕游京师。这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与诸多满蒙贵族、清廷官员及社会名流相交游,并为肃亲王善耆等人作画,贡桑诺尔布为善耆的妹夫,吴昌硕为其通临《石鼓文》也在这一时期。
拍品为现今所知吴昌硕一生通临的第五件《石鼓文》作品,即书于是年十二月,为吴氏盛期力作,章法严谨而不失郁勃恣肆,卷后以篆书题款,说明此件石鼓文书法的渊源,三日后复行书长题,强调临写《石鼓文》腕力虚实的重要性,可见其书写时的慎重认真。

苦铁遗珍 吴昌硕与石鼓文书法
作为近代艺术巨匠,吴昌硕兼擅诗书画印“四绝”,于诸艺中纵横捭阖、融会贯通。仅就书法而言,成就最大的是以《石鼓文》为根底的篆书。纵观通览,吴昌硕的石鼓文书法不仅独步晚清至民国初年,亦于千年书法史中占据重要一席,甚至影响海外,在日本被赞誉为“唐代之后第一人”,堪称一代巨擘。
《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自唐代面世以来,围绕它的来历、功用、文字考释、书法源流之讨论代不乏人。得益于文字的正书形式与古老而神秘的特质,唐宋以来,石鼓原石常被放置于孔庙、府学、国子监,《石鼓文》也逐渐成为正统文脉的象征。因捶拓日久,原石剥蚀严重,今存二百七十二字。据方若《校碑随笔》统计,北宋欧阳修所见《石鼓文》有四百六十五字,而拓本早已不传,时至清代,唯一可信的宁波范氏天一阁藏北宋拓本,存四百六十二字,比欧阳修《集古录》所记仅少三字,堪称善本。咸丰十年(1860),天一阁藏本毁于兵火,宋拓本原貌仅赖嘉庆年间阮元翻刻本得以流传。
吴昌硕一生所临《石鼓文》,多依据阮元翻刻天一阁藏本,现今可见他最早的石鼓文书法作品为1884年《为健亭集石鼓文联》,字形方正,尚未脱离乃师杨沂孙范氏;1886年潘钟瑞以汪鸣銮旧藏《石鼓文》拓本相赠,他于回赠潘氏临石鼓卷中题“从兹刻画年复年,心慕手追力愈努”,或可观其着力石鼓之发端。此后“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观其一生所书石鼓,集字、节临作品很多,通临本难得一见。拍品《石鼓文卷》作于1910年,吴昌硕时年六十七岁,吴氏记“以阮文达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阁北宋本”为范本,全文录四百三十八字,以天干为各鼓编号,将十鼓文字书写于界格之中,方严整饬,遒劲凝炼。
沙孟海曾总结吴昌硕石鼓文书法风格脉络:“篆书为先生名世绝品,寝馈于《石鼓》数十年,早、中、晚年各有意态,各有体势,与时推迁”,吴昌硕书此卷时正值其“六十左右确立自我面目”之后,而逐渐“恣肆烂漫”,笔法较早期更为醇熟,展卷视之,苍茫朴厚之气淋漓而出,相同之字笔意变化丰富,一招一式,刚柔并进,虚实相生。题识中引吴东发言临石鼓要诀,实亦为缶翁多年研习石鼓书法之不二法门。
石鼓因历代捶拓,原石损泐漫漶,不同时期的拓本面貌出入甚大,以第八鼓(拍品题为“辛鼓”)为例,现今存世可信的拓本均一字不存,吴昌硕此卷因为溯源至北宋,第八鼓仍有十四字,至为可贵。另此卷未将阮元翻刻本中的残缺之字临出,字数较阮刻为少,吴昌硕在题跋中也已明言“原本残处阙如,正讹为幸”,可见态度严谨。
此吴昌硕通临《石鼓文》卷之现世,既为吴氏书法中鼎力佳作,又是研究吴昌硕书法的珍贵资料,兼具艺术性与学术价值,识者宝之。
吴昌硕通临石鼓考
吴昌硕曾在1918年《石鼓文》册中说:“生平所临全部,与此仅有四本”。世人多以该本为第四本,或认为吴昌硕一生通临者仅有四本,而事实并非如此,现今考证有迹可循者亦不只此数。
1886年,潘钟瑞以汪鸣銮旧藏的精拓本《石鼓文》相赠,吴昌硕临阮刻天一阁本以答谢。1902年,吴昌硕“为逸斋仁兄摹阮刻北宋本”,此本后为日本平尾孤往收藏。1908年,吴昌硕为钱经铭临《石鼓文》,此本按原章法临摹,并在每段结束后以朱笔释文。1915年写赠王一亭,王氏跋文:“乙卯秋八月,与先生剪烛谈艺,兴豪甚,乃泚笔为临猎碣全文。翌晨,举以为贻……先生云:‘生平临此全文仅四本。’震得其一,盖不弃震,引为知己耳。”而由此可知,吴昌硕1918年所临者并非第四本,“四本”之说或为记忆有误。
在吴昌硕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以《石鼓文》为题材的作品不计其数,吴氏润格中还在篆书之外别列“石鼓文”一项,以显示难得。但其《石鼓文》通临本甚少,它们的受赠人都为吴昌硕好友,是“知己”或“真赏”,可见通临本并非吴昌硕“以笔墨为活计”的工具和商品,它具有“为识者赏”的性质,其珍贵和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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